马克思家到底算不算俗豪-【xinwen】

马克思(1818—1883)是德国人吗?实际上，马克思出生的时候，还没有德国这个国家呢(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成立于1871年)!那么，马克思是普鲁士人吗?可如今普鲁士这个国家早就不存在了(“二战”结束后，连德国的普鲁士省也被取消了)。

就像卢梭不是法国人而是日内瓦人一样，马克思原本是法国人，而不是普鲁士人。

马克思的家乡特利尔，公元293年成为罗马帝国的西部首都，但在随后的1500年中逐渐衰败，直到1794年8月8日法国的军队开到这里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共和革命，1797年，特里尔作为莱茵联邦的一部分，正式并入了法兰西共和国。

1815年6月，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被“反法同盟” 打倒后，这个地区方才沦为普鲁士的殖民地，而马克思童年经历的是：莱茵地区的居民希望成为法国人，希望回到共和的法国去。

滑铁卢战争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：它是历史上第一场资本家支配的战争，开辟了资本与军事强权联合统治的模式。1814年，欧洲最大的银行家梅耶·阿姆谢尔·罗斯柴尔德的第三子内森担任了反法联军的财务官，集全欧的资本之力与拿破仑的共和革命相对抗，关于滑铁卢事变有许多的传说，其中就包括内森在战争胜负已见分晓时辞别战场，闯过风高浪大的英吉利海峡一路狂奔回家，大肆购买已经崩盘的英国股票，因为他知道反法同盟战胜的消息会极大抬升英国股票的价格，据称，他此举将1·35亿英镑收入囊中。

普鲁士虽侥幸赢得了战争，但财政却因此破产，遂不得不求助于罗斯柴尔德家族，而后者发放贷款的条件却是以普鲁士皇家领土为抵押。

滑铁卢战役改变了人类历史，从此后，人类战争最终往往只会有一个胜者，即投资于战争的资本家集团。

实际上，比起创造了现代银行制度的梅迪奇家族，来自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还算是迟到者。早在1513年，当尼科洛·马基雅维利撰写《君主论》这部西方社会科学的奠基之作时，他就已预见到了什么叫“资本家的统治”，时值意大利银行家梅迪奇家族获得了佛罗伦萨的统治权，马基雅维利敏感于这种全新的统治形式，于是，他把梅迪奇家族称为“新君主”。两百多年后，卡尔·马克思把这个“新君主”的统治称为资产阶级专政，马克思说：在那里，国家已经沦为了“资产阶级的资产管理委员会”。

马克思出生于罗马古都，而马基雅维利对罗马共和制衰亡教训的总结，想必令他终生难忘，《君主论》的作者这样指出：被放债者所绑架，这就是罗马帝国崩溃的原因。正是那些放债的巨富，使罗马公民感到：为私人巨富服务，比为国家服务、为公共事业服务获得的报酬更丰厚、奖赏更多，为国家而战、为共和而战，远不如为这些富人而战;与其保卫公共事业，还不如保卫富人的利益。当罗马的将军和士兵纷纷沦为这些巨富的债务人，他们就必然将公共利益、公共事业置之度外，俯首帖耳听命于自己的债主。罗马公民道德的崩溃、法律的崩溃，其根源就在于“城邦内部的巨大不平等”。

马克思少年时代就读的特里尔中学，至今还是德国著名的精英学校，少年时代即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的马克思，自然是马基雅维利的热心读者。而当拿破仑的“新共和”被银行家支配的联军所击溃，普鲁士被罗斯柴尔德家族所绑架，这少年时代目睹的变故，想必也给马克思上了宝贵的“人生的第一课”。

多年后的1852年，马克思写下了《路易·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》，系统地总结了从古罗马到拿破仑，“共和”所走过的波澜壮阔的历程，这篇文献，成为了研究西方政治史的经典。

现代共和制的缔造者是拿破仑。1795年，拿破仑的军队开进莱茵河流域，对那里的封建等级制度进行了民主改革。法军的这些改革，使备受歧视的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较全面的改善，比如犹太人过去是不能从政、当兵、不能从事律师这种职业的，拿破仑来了，这些禁令被废除了，所以，许多犹太思想家都是崇拜拿破仑的，除了马克思之外，拿破仑在哲学家中的拥趸还包括尼采。

尼采在《论道德的谱系》中认为，要使“献身于公共事业”的罗马共和精神再度复活，而不再是飘荡的幽灵，就需要一个实践这种精神的人，去唤醒沉睡的欧洲。而罗马帝国崩溃后，欧洲就被基督教和犹太教的“奴隶道德”所麻醉，直到再次产生了一个具有罗马共和精神的大英雄，他代表“主人道德”，这个英雄就是拿破仑。尼采说：“拿破仑是那个时代最孤独的人，是出生太晚、生不逢时的人。高贵理想问题已经化作拿破仑的肉身。人们或许应当想一想，这是个什么问题，拿破仑，这个非人和超人的问题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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