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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歌苓:我为什么要重写“十三钗”?种植

发布时间:2020-04-19 18:12:47 阅读: 来源:云台厂家

严歌苓:我为什么要重写“十三钗”?

严歌苓

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利·威塞尔曾说,忘记大屠杀就等于第二次屠杀。为了铭记历史、不忘国殇,纪念12.13第一个国家公祭日,由著名导演张黎执导的热血抗日大片《四十九日祭》将于12月1日登陆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。本剧是电影《金陵十三钗》的电视剧版,其故事发生地点与拍摄地均在南京这座城市,因此,它的出现对南京城及南京观众有着别样的意义。近日,扬子晚报记者采访了此剧编剧兼原著小说《金陵十三钗》的作者——著名旅美作家严歌苓。扬子晚报记者 张漪

电视剧是什么风格?

深层次解读呈现

严歌苓在海外华人电影圈游弋了二十多年。如今,严歌苓的名字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影视圈,尤其是在《梅兰芳》、《金陵十三钗》、《归来》等多部高水准电影大片的热映之后,她的作品已经是许多国内大师级导演眼中的“富矿”。这一次,她再度“翻手为苍凉,覆手为繁华”,亲自编写史诗大片《四十九日祭》,以审判形式清算日军罪行,向世界展现这段中国国家记忆以及灾难中的人性与情感。

谈及《四十九日祭》的作品风格,严歌苓坦言,其有意挖掘普世主题,吸引世界目光,既没有套用以往抗战剧的残酷搏杀,也没有重复电影版“十三钗”的苦难叙事,而是秉持严肃的历史观,拒绝市场绑架,对历史及人性做出更深层次的解读与呈现。“不管是写小说,还是创作剧本,只要是自己的文字,我都会有种偏执,保持着内心的小清高,娱乐化、商业化根本改变不了我。”

有什么新内容加入?

参阅了多本史书

作为一名知名作家,想要改编严歌苓作品或找她写剧本的人很多,其选择空间很大。但写完电影版《金陵十三钗》后,为什么她还要重写这个戏?对此,严歌苓表示,“电影的长度和篇幅受到很多限制,不能完全把南京大屠杀六个星期前前后后的故事全部反映出来。我想尽量表达一个完整的前史与后史,希望能将手头上掌握的历史资料全部写进去。对于一些‘原著党’来说,电视剧的改编可能更接近小说的描述。另外,我觉得一个故事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写,不必拘泥于讲故事的方式或形式。”

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无法忘却的一段历史,重写《四十九日祭》时,严歌苓参阅了大量的史料,过程中,她发现,“在创作这部电视剧之前,我很幸运地得到了好几本史书。一本来自我的一位远房亲戚,在南京大屠杀时期,他是国民党的一个卫生部军官。原本,他打算带着伤兵队伍撤离南京,但最后来不及了,只能躲在安全区。当时,他写了一本日记,把每天看到的、听到的都如实记录了下来。这个是我无意间得到的宝贵历史资料。还有就是当时安全区的国际委员,他写了自己在中国五十年的经历,其中就有很厚的一章是记录南京大屠杀的,里面包含了他自己内心的想法、所见所闻、与同事的谈话等等。看完这些史料后,我又重新添加了很多细节在《四十九日祭》之中。比如,我把后人对南京大屠杀这个事件怎么追寻、怎么缅怀,特别是如何看待剧中几位妓女的态度也放了进去。”

日本兵为何没名字?

这是有意为之

无论是《小姨多鹤》、《铁梨花》,还是《陆犯焉识》,女性视角一直是严歌苓作品的一大特色。在《金陵十三钗》中她又是用怎样的女性视角看待战争的呢?对此,严歌苓表示,“我挺擅长这种写法的,用个人史和国家大历史交融起来写女性人物。像《四十九日祭》也是遵从了原著的叙事角度,以一个小姑娘的角度来讲述战争的残酷以及人性的美丑。而且,女性是战争当中最柔弱的生命,她不仅忍受一个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的欺负,她的肉体还要变成牺牲品,放在了战争的祭坛上。我觉得,这是所有女性在战争中感到最恐怖的事情。可以说,女性是战争的终极牺牲者,又是战争的第一抚恤者,在没水没粮的绝境中,她能为我们的士兵带来一丝温情。”尽管严歌苓小说多数关心人性和命运这两大主题,但是在《四十九日祭》中她却鲜少正面写一个日本人,他们很多甚至没有名字。对此,严歌苓表示,这是她有意为之。“我要突出的是这些女人的行为,教堂里面发生的事件,还有日本兵把女人逼到最后地步,她们会采取什么样的回击。这种情况下,我认为日本人没有必要着太多的笔墨正面写,他们那个时刻只是侵略军,受害者不可能知道他们的名字。对于在此浩劫中牺牲的人来说,他们也绝不会在死之前对日本兵说:‘请问你叫什么?’”

为什么写南京大屠杀?

为了记住这段历史

关于重笔书写南京大屠杀的题材,严歌苓表示,“以文学作品或纪实文学作品来写南京大屠杀那场浩劫,其实也是要让日本民族必须承认我们有这段历史。”不论是《金陵十三钗》原著,还是电影,抑或是电视剧《四十九日祭》,这个故事最精彩的地方,皆在于如何展现“孤岛”环境中人性的轻重对抗。

对此,严歌苓表示,“战争最可怕的地方,不是对肉体的摧残、民族尊严的侮辱,而是生死抉择面前,任何身份、阶级都将无效。所以,我把女学生们对妓女的世俗成见和仇恨,放在一个小空间里,让她们彻底爆发。比如,当赵玉墨这些秦淮河头牌走进教堂的时候,孟书娟这群女学生便感到十分羞愧、不甘、厌恶,甚至用恶毒的语言揭开窑姐的身份低贱感,以保护她们之间的区别。当然,孟书娟对赵玉墨的‘仇恨’,此时尚未铭刻上‘商女不知亡国恨’这样宏大的时代印记。这只是一些懵懂的片段,和来源于世俗社会的认识。不过,战争把这两个女性群体的贵贱之分抹去了,这是个很难接受的残酷改变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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